云 海 间

       国庆，游行队伍自长安街呼啸而过时，我正在湖南张家界，身旁是十三个初始不久的老师和队友。十四个人分别来自港、京、宁，粤，为着一个农民工职业病的调查来到此地。   

       我们所在的桑植县，是个偏僻小镇，也是贺龙的故乡，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。九十年代初，这里有许多人陆续离开家乡，远赴深圳，每日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奔波劳苦。

       这数百人从事着一种特殊的工作：风钻爆破。尘土飞扬的恶劣环境，使许多人患上了最严重的一种职业病：尘肺病。这被称为没有医疗终结的致残性职业病，目前尚无可根治药物。工人们的肺会逐渐硬化，直至呼吸衰竭，最终导致死亡。

       更为可怕的是，由于难以确定劳动关系，他们甚至得不到应有的赔偿。面对数万至数十万不等的治疗费用，呼吸对他们来说，成为了最奢侈的事。

       不久前，“开胸验肺”的张海超，患的也是此病。张海超的悲壮之举，使他最终拿到赔偿，而更多的尘肺病人，则无此幸运。

       今年7月，湖南耒阳上百名尘肺病工人要求鉴定及赔偿。由于缺乏证据，能认定劳动关系的工人不到10人，而90%以上的人，只能拿到深圳政府7到13万不等的抚慰金。  

       现在，张家界这一两百名工人，想要证明自己的身份，获得应有的赔偿，更加困难重重。

       今年9月，张家界100余名工人来到深圳职业病防治院，要求作职业病鉴定。医院却告知：申请职业病鉴定，必须要用工单位开具工作经历证明，并提供相关健康档案资料。

       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：连一纸劳动合同都不给的用工单位，又怎么可能提供材料自证其罪？而因为没有一纸证明，就连工人们鉴定病情、获得救治的权利都要剥夺？

       在中国，弱者往往需要更为强大的力量。为生存要背井离乡，为治病要倾家荡产，为鉴别身份、诊断病情要四处奔走，而连证明自己的伤残，也要在身上再多加一刀。

       本应成为弱者保护伞的政府部门，却往往陷入敷衍无为、僵化缓慢，甚至为虎作伥的怪圈。工人们不仅要与用人单位博弈争论，还要在劳动行政部门、卫生执法部分、职业病诊断机构之间彷徨无计。

       失去了监督的地产资本，则更加凶狠地剥削工人。高强度的劳作、恶劣的工作环境、日益严重的拖薪、无法得到保障的生命健康……工人们创造了城市的喧嚣，喧嚣下是他们死寂般的沉默。

       其实，工人的梦想如此简单：一纸白字黑字的合同，一份合理稳定的收入，一个安全有序的工作环境，一套没有歧视的医疗保障体系，和一份对于他们艰辛劳动的铭记和敬意。

       如果，我们连这些都无法给与他们，我们又怎么能安心宣称：歌舞升平，莫言国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