云 海 间

        
一
      我们下了车，他的家就在路口不远。转角处我抬头，他正蹲着石阶上冲我笑着，手里握着半个苹果，肩上搭着一条厚毛巾。毛巾下的身体，瘦削得仿佛只剩骨架。

      他叫彭辉平，张家界桑植县人。现在，他是一名垂危的尘肺病人。说话仿佛是在拉风箱，不住地咳嗽、颤抖。

      1990年，彭辉平离开家乡，远赴深圳。在穷山恶水的桑植县，他是最早一批到深圳打工的人之一。那时的深圳，还远未高楼林立，入眼四处都是荒土、山坡、瓦房。

      这些大山里走出的年轻人来到此处，怀揣着与这个城市一样的梦想：梦想着以尽可能快的速度，洗去旧貌，拥抱财富。

      彭辉平是一名风钻爆破工。他和工友们每天的工作，便是下到直径1米至5米不等的洞里，提着40多斤的风钻机，在中心和四周打上十余个炮眼，随后填上炸药。爆破而成的数十米深的孔钻，会被灌入混凝土，最终构成高楼大厦的坚实地基。

      深圳地质复杂，地下多是坚硬的花岗岩，风钻机一开动，立时粉尘四散。机器一开就是三四个小时，人爬上来已全身灰白，只能见两个眼珠转动。吐口痰，也带着泥浆。

      终日被粉尘包围，工人所拥有的唯一的防护工具，也只有一个口罩。而普通的棉纱口罩，并不具备防尘作用。“那时什么也不懂，也不知道会得这么厉害的病。”彭辉平说，“想着年轻，能多挣些钱，就忍吧。”

      1990年，做一天风钻爆破，能赚五六十元；到2009年，这一价格上涨到200左右。这样丰厚的收入，让彭辉平坚持着拼命苦干。跟着一起来打工的张家界老乡也愈发增多，一度达到300余人。

      地王大厦、赛格广场、地铁一号线……深圳的标志性建筑，都曾响起他们所握风钻机的轰隆之声。这群城市的拓荒者与奠基者，见证了深圳的飞速崛起。

      然而，这城市从未与他们一同分享荣耀。

胸口上手术开洞的伤痕，至今可见。

 

二
      2006年下半年，彭辉平开始感觉身体不适，咳嗽、呕吐、呼吸困难，几经诊治不见好转。2007年3月，在广州职业病医院，他被确诊为尘肺病2期+。

      医生告知，尘肺病只能延缓病情，不能根治。他的肺会逐渐纤维化，随之而来的，是胸痛、咳血、高烧不退、呼吸衰竭，并一步步走向死亡。

      更为可怕的是，尘肺病的治疗花费不菲，需要数万到数十万不等。而这对于彭辉平，无疑是天文数字。

       “医院里建议我洗肺，但洗肺要的不是一点点钱，至少需要一万块钱。我只能去找老板。”彭辉平来到自己的公司——深圳市洪坤爆破工程有限公司，要求对方出钱给自己治病。但遭到拒绝。

      无奈的彭辉平，只得找媒体、找律师、找政府，一步步走上法律维权的路：劳动关系鉴定，工伤鉴定，伤残等级鉴定、索赔诉讼……

      “那几年，能跑的我都跑了。从不知道到现在，怎么跑我都懂了。”彭辉平说， “怎么知道的？我在职业病医院里，那里都是得这种病的人。工厂的，石场的，差不多都是尘肺病人。他们给你提供各种信息，告诉你怎么跑。我走这个程序都是在那里学的。”

      医院成为彭辉平的教室。而法院，则成了他的搏命场。

      2007年4月，深圳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认定彭辉平的职业病为工伤；同年7月，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四级伤残评定。

      洪坤公司对判决表示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。2007年8月，深圳市人民政府维持原判，认定彭所患职业病为工伤。洪坤公司又再向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同年11月，法院驳回诉讼请求。

      2008年5月28日，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：要求洪坤公司支付彭辉平伤残补助金。但洪坤公司一直拖延执行。

      “我跑得也是没办法。自己的存款什么的跑完了，治病都是自己垫的。没有了我就自己贷款，还有能借的就借。贷款这里最多只能借到两万，还要人担保。”  

      时间一点点消逝，彭辉平的病情日渐加重。

      最严重时，医生在他的胸前打个洞，用针刺入胸口，抽取胸腔积液。

      “他就是用法律拖你。他当然拖你了，他把你拖死了他好点，拖死了他花不了多少钱，死人不用花钱，给个几万块钱安葬费就行。”彭辉平握不紧的拳，止不住颤抖。

      病入膏肓的彭辉平，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了。距离拿到赔款，仍然遥遥无期。

      他最终选择私了，拿到了十五万元。而他治病所花费用，远超此数。

      “如果不私了，按那个法律程序，可以拿到六十多万，接近七十万，但是没办法，你拖不起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这时的彭辉平，已无力与死亡赛跑。

       他想起，有个记者对他说过的话：漫漫维权路，何处是尽头。

彭辉平和他的女儿，屋角是新做的棺材。

 

三
      2008年12月，彭辉平病情恶化，肺部感染，高烧不退。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

      彭辉平叫家人租了一辆救护车，把自己送回桑植。租车，花了八千块。

      “我要他们送回来的，我到那里多花钱。我到那里吊水什么的要钱，死了化成灰也还要钱。我还是到家里来好。死到家里面，能留个全尸。”

      只是未曾想，熬过了一个春天，又熬过了一个夏天。

      如今，彭辉平整日都呆在床上，床边随时都搁着一个供他吐痰的塑料桶。妻子和大女儿就挤在旁边的另一张床上，随时看着自己的丈夫，照顾自己的父亲。小女儿则出外打工，每月往家寄上一千来块，维持这个家的生活。

      夜里他会出很多汗，一晚上要翻个四五次身，还止不住咳嗽。母女俩是睡不好的。

      大女儿讲起父亲，控制不住自己，一个人走到墙边，偷偷擦眼泪。她说：那帮人就不管人，一直拖，把爸爸弄得这么可怜。

      彭辉平说，原来有一百一十多斤，现在大概只有七十斤，现在吃饭，好的时候能吃多点，昨天就吃了一小口饭。其他还好，就是容易感冒发烧。

      每隔两三天，彭辉平都得去乡里的诊所医院一趟。没钱坐车，只能步行。平常人二十分钟就走到的路程，他要花上一两个小时。    

      到了医院，他就呆在过道角落的一张床上，打上四五瓶的吊针。从早到晚，一天便在滴滴答答的等待中熬过去了。

      只是他不知道，是在等待康复，还是等待死亡。

      彭辉平的家，至今仍是歪斜的木屋。屋子角落，放着一口棺材，用两条木凳支着，再用塑料布潦草盖上。棺材今年刚做，他说，等过几天刷完漆，不知什么时候就可以用了。

      彭辉平吃力地和我们说起这些，说起他的打工生活，他日渐坏掉的肺，还有他已不再幻想的顺畅的呼吸。听他说话，你可以想见一个人彻底的绝望。

      他已看不见深圳的高楼，他已记不清那高楼下他曾流下多少汗水，他也不再去追问谁让他的肺慢慢变成一块石头。

      他那几百个同乡，有人已经死亡，有人正在抗争。他与他们望得见生命的尽头，却未曾看见，那条能让他们自由呼吸、公平维权的路，究竟在何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