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玉树仁宝寺,僧人在搬运佛像。高屯子摄。

     

    去年夏天,我正在玉树。那时地震已过了124天,废墟上空的尘土慢慢静落于地,人们的生活也复归往常。吊车轰鸣着开始清理瓦砾,玛尼石堆旁又环绕起朝圣的老人,孩子们在空地上玩着游戏,理发店、服装店、小餐馆的老板也在帐篷外挂起了招牌。只有深夜到友人家作客时,隔壁毡房里静静点起的一百多盏酥油灯,映照着这家人虔诚而悲伤的身影。

    在玉树,时间就像一幅油画,触到的风轻,踏过的草柔,有时我不禁恍然:这里曾经历一场劫难吗?答案又似乎是确然的。所住的帐篷里,床下长着黑色的小草。破败的庙宇里,木棍支撑着残垣,佛像摔断了头颅。人们向你讲述如何死里逃生如何痛失亲友,与你谈论玉树的前世今生。这时候你会发觉,地震所造成的伤口,仍在人们的心里吱呀作响。

    藏族音乐人代尕花了42年,走遍三江源头,收集了500多首频临失传的民歌。他一生为玉树文化的凋敝痛心疾首,比如80多种白龙卓舞与老人们一起渐埋荒土,如今只剩下了30多种。地震后他最伤心的一件事,是家乡再也无法回到以往。

    玉树大多数的房屋建在首府结古镇,地震前,这里的房子都是藏民自建,各具特色。地震后,按照国家规划,玉树要建成“高原生态型商贸旅游城市”,房子都是统一建造,都是一样的装饰布局,一样的水泥砖头。

    代尕说:那我怎么找到自己的家?

    地震里有些房子没倒,但按照规划也要被征用拆除,很多老百姓不满上访。玉树县委门前为此增添了警卫,守备森严。

    后来我看新闻,在新华社记者的笔下,看着红色屋顶、米黄色墙壁、铝合金窗户、浅红色地砖,牧民扎西索南灯满脸欣喜地说:“这辈子没住过这么漂亮的房子!”

    我想,欢呼声里,代尕老人的声音是多么的不合时宜。

    同样的困惑,来自于玉树的摄影师冶青林。地震后几分钟,他就拿起了相机,然后找到玉树仅存的网络,把照片发布了出去。震后第二日,国内所有门户网站报道玉树地震的图片,几乎全部来自于他。

    后来的十多天,冶青林一直干着这件事。那时的想法,就是第一时间把玉树的灾情传出去。有一天,单位领导领导找来,勒令他停止:“这样做不好,有国际影响。”

    冶青林很疑惑: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玉树真正的情况?

     

    还有一些声音,在轰轰烈烈的重建中更显微弱。这些混杂着担忧、愤怒、疑惑的声音,产生于地震之前,但同样起源于某种坍塌。

    明嘉是玉树州三江源生态保护办公室主任,他出生的地方叫长江村,村外不远是通天河。在他记忆里,儿时的河岸芳草茂盛,人一钻进草丛,就消失在晨雾一般的翠绿里。

    当他31岁时重返通天河,河畔像被山火肆虐而过,只剩半个指甲高的草稀疏覆盖着。河水也由清而浊,裹挟着泥沙而去。而在整个玉树,伴随着财富与人口大量涌入的,是矿山的满目苍夷、牧场的荒芜凋敝,随处可见赶着瘦弱羊群、走牧流浪的疲惫藏民。

    明嘉不明白:以前的玉树去哪里了?

    作家江阳才让写了一本小说叫《康巴方式》,他想借此清洗外界对康巴人片面又脸谱化的想象,也想借此挽留康巴人的独特生活,“一种自由、率真、缓慢的生活,以及一种非对抗性的坚强”。

    一次夜间聚会,我们聊到越来越多的藏族僧侣进入内地,其中有一些招摇撞骗。这原本是不敬的话语,江阳才让却狠狠拍了拍大腿:“我们一直想说,没说出来。你们说得真对。那些僧人,怎么变得像汉人一样!”

    怎么会变得像汉人一样?我已不记得当时如何回答。

    大胡子文扎是多年前与索南达杰一起保护藏羚羊的同伴,索南达杰被盗猎者枪后,他投入到青藏游牧文化的保护当中。

    他说,越是深入了解藏族文化的精髓,就越痛心地感觉到,在外来文化对牧区的任意解释和人类过度开发的贪欲中,支撑藏族文化的土地正在慢慢消逝。

    和这些人聊天,你能感觉到他们对故乡或淡或浓的忧愁。无论是地震前后,他们的故乡都在沦陷,甚至,地震加快了这种沦陷。又或者,如果不是地震,沦陷将悄无声息,就像四川亚丁那些为建旅游索道而被砍掉的一颗颗参天大树,生于神山之上,倒下却无人知晓。

    而这种沦陷源于人心里的匮乏。我们匮乏谦卑,匮乏耐心,匮乏对生命的重视,也匮乏对惩戒的敬畏,由此人世间傲慢滋长、恶业丛生、颂歌四起、硕鼠猖狂。

    于是,民间舞者扎西昂江和他的同伴们在瓦砾堆上苦练了几个月,在太阳底下等了两个小时,只为了给前来慰问的中央某领导跳五分钟的欢迎舞蹈。

    代尕老人在废墟里挖出整理了几十年的音乐笔记,但悲哀地看到会唱民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;冶青林还在坚持拍照,但玉树的领导会在背后说 “这个人联系外媒,靠不住”;明嘉继续为三江源而奔走,但被挖空的山和人心里留下的裂痕一样,已无法弥补。

     

    当我读到四川地震三周年的一些新闻时,深感世间的苦难和荒谬如此相似。在那样一场地震中,古羌遗址的萝卜寨消逝了,黄泥雕群的布瓦村没了,石砌古雕的阿尔村面目全非,成百上千尚不能统计姓名的孩子失去了生命。

    时至今日,这些像被狼一样被叼走的孩子究竟为何而死,不得而知。善人在惩戒罪恶之前,却已被罪恶所惩戒。没把建造豆腐渣的人抓进监狱,只把追问豆腐渣的人抓进了监狱。真让人有些以自由为耻。

    从“地震摇了2分钟,都江堰前进了20年”到“汶川,三岁了”,再到央视播出的《中国奇迹》,我能看到的是人心的粗鄙。太多人急于把鲜血饮作庆功酒,把遗忘当成乐观,把沉默视为成熟。

    而这些人又何尝不是我们?我们又何尝不是在种种灾难中习惯了灾难,在种种沉默中默认了沉默?那些在北川老县城祭奠时用手机拍照、吃瓜子、扔一地垃圾的围观者,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影子?有多少人会在地震后认为,是举国体制成就了救灾奇迹?在天灾之前,就有多少人祸泛滥,我们是如何用傲慢、贪欲、漫不经心,轻易地剥夺了别人的尊严、身份,乃至生命?

    玉树的秋松卧色活佛,隐居在三面环山的夏日寺,我们去拜访他时,夏日寺在地震中遭到损毁,他们在草地上搭起了十多顶帐篷,秋松卧色活佛住在最小的一顶帐篷里。

    我们问他:灾难之后,人们如何生活?

    他回答:我此生经历过许多磨难,但从未产生怨恨。我总是将一切与我有关的灾难的原因追寻到自身,追根到无始以来自己所有的罪孽上。所谓的“地狱”,是人的一种心境的再现。是否让自己的心灵堕入地狱,并不取决于外力的作用,而是心灵对于自身品行的评判。
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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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大巴上发这篇文章,可真要了我的老命…
    你会奇怪,是的,它不是文字,都是图片……

     

     

  • 四川好人2011-03-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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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最近看聂华苓的《三生影像》,里面谈到捷克的哈维尔。他是一个剧作家,后来成为捷克总统。

    聂华苓说起在上世纪六七年代,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捷克,不断打听着朋友的消息。

    她的朋友以笔为枪,为捷克的自由而始终奔走着。 他们听到的消息总是这样:哈维尔参加七七人一权宣言,被捕了。哈维尔参加和平示威,又被捕了。哈维尔又参加和平示威,又被捕了。

    不断被捕的消息就是好消息:哈维尔还活着,实实在在地活着。 聂华苓说:我们在布拉格几天,他虽然关在牢里,但无处不感到他的存在。哈维尔,哈维尔,哈维尔见到的人都在谈论他。人们谈到他不断的被捕,就像讲笑话一样 ,和哈维尔的戏同样荒谬可笑,但却有非常严肃的意义。

    聂华苓的捷克朋友这样说:可笑吗?很对,可我们活得很有劲。同情吗?大可不必!我们活得很实在。我们习惯了这种玩戏式的生活,倒觉得很有趣,也不觉得可怕了。

    而在狱中的哈维尔也这样写道:我并不觉得我是爱国,因为我不觉得做捷克人比做法国人、英国人、欧洲人,任何人,就多点儿什么。上帝要我成为一个捷克人,那不是我的选择。但我接受了,就尽力为我的国家做点儿事,因为我在这儿生活。

    就像这段时间,不断在twitter上看到的一个四川作家的消息。他叫谭一作一人,因为对四一川一地一震中倒塌建筑的追问,更因为对二十年前广场事件的回忆,被捕并被判刑。

    就像这段时间,不断看到的LXB的消息,不断看到的李一庄的消息。好人坏人都在面临审判,这审判却不是那么靠谱。 没把建造豆腐渣的人抓进监狱,只把追问豆腐渣的人抓进了监狱。一想到监狱外有那个含泪劝民的人,有那个下跪劝民的人,真让人有些以自由为耻。

    于是我们只能传播他们的消息。他们被捕了,他们自由了。他们失败了,他们还活着。

    这样的消息可能无足轻重。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谁,对于我们而言他们不过陌生人。但为了陌生人而颠沛奔波甚至锒铛入狱的陌生人,总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。

    往往,我们乘着自己的破船,游弋于体制之海。这海会拆掉你的房子,践踏你的尊严,迷茫你的前路。这海会让你孤立无援,无以为家。于是,我们常常以无奈、无力抑或犬儒,来粉饰无所行动的尴尬。但总有这样一些陌生人,会勇敢地爬上纬杆,升起帆,等待一丝哪怕再微弱的风,梦想一段哪怕再缓慢的前行。

    在未来,我们会不断传播着这样的消息:有人在坚守良知,有人在流离失所;有人在以梦为马,有人在孤独前行;有人在惩戒罪恶,有人被罪恶所惩戒。 或许不都是好消息,但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它不断告知着这世界上还有一群可爱的人,他们走得艰辛,但他们活得鲜活。

    或许会有这么一天,这些消息能唤醒、能审判、能启示、能祭奠。 嘿,我可不想灰心丧气,也不想苦大仇深,只是简单想告诉你:有个好人被捕了,但是他还活着,实实在在地活着。

    入眼皆是黑暗,我们也该报告星辰的闪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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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J.D.塞林格,一年前的1月27日,在家中去世。

    我是这样想的:他太聪明了,聪明到了一眼就望穿了世界。他又如此温柔,以至不愿与这世界为敌。他的内心,和他的死亡一样,都是像琥珀一样的东西。

    他在某一个寒冬,将自己还热的心封存了。还用满嘴脏话和一脸桀骜,铺了一层孤独的灰。他一生隐居,羞于表达,家里的保险柜里还藏着至少15本没出版的作品。

    他是自闭的、固执的、骄傲的。但他也是善良的、脆弱的、温柔的。琥珀的心顽固不化,但永远跳动在自己的透明里。

    他是自己笔下的任何一个人。他是那个问着“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了什么?”的小男孩查尔斯,只跟人在隐秘的墙角下相见相识。

    他是用罂粟花瓣面罩把脸孔蒙上的大盗笑面人,一辈子有4个朋友,为了救森林狼黑翼,让带刺铁丝将自己缠绕,死在了巴黎幽深的密林里。

    他是深夜对着好友哭泣的坏脾气妈妈埃洛依斯,女儿睡去后,她忽然想起在博伊斯买的棕黄色长裙,一瞬间往日时光在耳旁呼啸而过。

    他是与十三岁的埃米斯相遇在教堂的年轻中士,经历战争与污秽凄苦,却被埃米斯的的一封信与一块被震碎的手表击中,重拾了爱与安宁睡意。

    他是那个大家一直怀念着的哥哥西蒙,在他十七岁的那个夜晚,凌晨两点,十个月大的妹妹弗兰妮哭起来时,他打开手电,从床上下来,在黑暗中向书架走去,用手电的光缓慢地在书架上前后照着。

    小美说,这一直是她心中最动人的场景:“当十个月大的婴儿哭起来,我想也只有哥哥会想要为她读一本书。”

    后来,西蒙死了,塞林格也死了。死就死吧,他们会说,咱天堂的墙角见。就像他们宁愿接受漫长与孤独,也要将心中所惜的美好封存。

    他们不怪。他们只是觉得,与其急于拥抱世界的喧嚣,倒不如在墙角晒晒太阳、偷闲发呆。

    从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世界抽身而出,却拥抱了一个更为辽阔而自由的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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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.

    你也有这样一个母亲吧:那时你还小,在某个暑假慵懒的阳光中醒来,母亲已上班去了,你无所事事,等她提着菜篮子回家,做一顿寻常晚饭。饭菜做好,总少不了鸡蛋、番茄、青菜。你和她说几句家常话,或者自然沉默着。那时你记不住太多东西,但多年后每到傍晚,你还是会想起那些落地的阳光、潮湿慵懒的空气、菜倒入油锅时的哗啦声响、还有被钨丝灯点亮的屋子。屋子里浮着沉沉黄光,你无聊看着电视,母亲在一旁忙着家务。你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会年复一年,不免有些不耐烦,也总以为身旁这个人不会变老,会一直这样唠叨忙碌着。

    电影里,贵姐是这样普通,普通到你一下就想起自己的母亲。她在超市场工作,带着围裙,套上手套,每日搬运、包装、售卖着一堆榴莲、西瓜、苹果。下了班,提着卷纸、冻肉、打折鸡蛋回家,放好钥匙,为在家呆了一整天的儿子家安做饭。蒸鸡蛋、炒青菜,两碗白饭,简单得如同母子之间的寥寥对话。

    你或许能够想见吧,那种最熟悉的亲人间,才会存在的安静和空白。

    也就是这样一个母亲,自己的几个弟弟住在高档社区。一家人为家安的外婆做寿,来到酒楼聚会,弟弟弟媳围坐着打麻将,贵姐一个人坐在旁边。弟媳肚子疼,她帮替着打,赢了放进弟媳的抽屉,输了用自己的钱赔上。弟弟们熟悉自家姐姐,所以并不见怪。儿子也正坐在角落里,几个表弟表妹们正讨论什么时候回纽约。

    母子碰在一起,相互看一眼,有些无聊,有些局促。他们住的地方,叫天水围。那里离市区几十公里,数千间公屋,住数十万人,不少家庭靠着失业综援过活。聚会完了,两人步行,住着大巴返家,灯影静静。

    这是一个城市角落的卑微母子吗?我想不是,他们只是平凡。母亲买报纸会在意有没有送纸巾,儿子拿起报纸会先找娱乐版,两人在周日早晨闲散地吃着早晨。倘若你也生长在寻常街巷,你会闻到那熟悉的气息:豆浆、面包、拖鞋嗒嗒敲着地板、周末没什么好看的电视节目。

    这是一个歌颂平凡的沉闷故事吧?我想也不是。这世界呢,有人活得潦草,有人活得马虎,有人活得火烧火燎,有人活得落落寡欢。唯独这位母亲,在天水围的四方拥堵中,活得从容、柔和、不疾不徐、富有尊严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二.

    同一栋楼里,新搬来了一个老婆婆,姓梁。梁阿婆用发黑的硬币买牛肉,在坏了灯的厨房里炒菜,一个人寂寂寥寥地吃饭。墙上贴满了照片,自己的,和亲人的,却只能一个人撑着木桌发呆。天黑了,手提灯下,继续炒牛肉青菜,再一个人寂寂寥寥地吃掉。

    梁阿婆在超市找工作,认识了贵姐。一开始阿婆胆怯、生疏且沉默,贵姐也不以为意,买东西时随手就替她付了账,在楼下的便利店遇见,也会打电话叫儿子帮着搬电视机上楼。回到家,又让家安帮着调试电视机、换掉坏的电灯泡。厨房的灯修好,阿婆抬头,一脸金色微笑,夜里从柜中翻出一包冬菇,细心把价格的标签撕掉,想要送给母子。一个老人晚年想要什么,无非是有人说说话,帮着做些事,知道被人关心着。

    可这个简单的愿望,对梁阿婆也是遥远的。阿婆原有个女儿,去世了,女婿带着外孙又再结了婚,却不愿抚养自己。后来,梁老太鼓足勇气约见了女婿,一生节俭还买了贵重首饰,想要送给女婿一家。她的意思,是想为外孙尽责,也想有人为自己送终,走完生命最后一程。女婿拒绝了她,说现任老婆比较小气,只能养她现在的妈妈。彼此客气地喝完茶,女婿匆匆走了。

    赴宴之前,阿婆一夜未眠,看着太阳升起,满心希望余生有靠。最终,她还是坐上公交,回到了远离尘嚣的天水围。无论是餐桌上还是归程中,贵姐一直在她身旁陪着。公车上,灰心的阿婆沉默许久,拿出所有首饰交给了贵姐。贵姐也不推辞,将东西塞进包里,说我先帮你收着,以后要用钱,我帮你搞定。

    不说安慰的话,只是安静坐在阿婆身边,挽着她的手臂,自己却先红了眼眶。

    我想,所谓好心肠,就是如此了。无关怜悯,也无涉崇高,只是如此自然地伸出了手,携人走一段,共一时风雨,赠人以最为朴质的尊重、理解、关怀。

    再到后来,贵姐、家安与阿婆一起过中秋,吃完冬菇、鸡蛋、菱角、扁豆,铺一张报纸,剥一个排球般大的柚子,三个人围坐在天蓝色挂灯下,阿婆笑说柚子很甜,窗外万家灯火。

    是的,你还记得那样的日子吗,哪怕原本陌生不识,哪怕相距繁华很远,我们都能和煦地将邻居视为亲人,将世界看作眼前的一方小桌,相互牵扶,相待坦诚,在桌子上堆满水果,用温柔将屋子点亮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三.
           
    家安眼中的母亲,或许是这个样子:独立、和善、偶尔固执得有点可笑,却在琐碎中怡然自得,学着把鸡蛋做出各种花样:蒸、煎、煮、和虾仁炒、和豆角炒。她这一生,就像往返于天水围与市区的双层巴士,宽敞,齐整,奔波的路程漫长,却不忧风雨不忧晴,在城郊的青翠里行得温和。

    活得平淡?也不尽然。贵姐是家中长女,十多岁就到纱厂做工,姐弟们住在木板房里,老鼠常在脚旁穿行环绕。她供养大弟读书,再继续供二弟,一直到结了婚,也不时拿钱回来帮扶家人。丈夫同是老实人,从不出声,还加上自己的一份钱。

    后来,弟弟们都事业有成,搬进了高档社区,儿女也到了国外读书。后来,她的丈夫去世了,留下她独自一人,抚养年幼的家安。

    将亲人送入富足生活,煎熬过了生离死别,贵姐带着儿子,退回到了寂寂小小的天水围。每日坐车到很远的城市中心上班,把狭窄局促的屋子收拾得整洁,对购物抽奖之类的事置之一笑淡然忘之,宁愿在家与阿婆过中秋也不去匡湖居凑那喧哗热闹,还能不用任何配菜,做一道让儿子连声称赞好味的香菇。

    你知道的,碗筷声、拖地声、脚步声、笑声、回家丢下钥匙的叮当声、报纸翻开时的哗啦声、衣服晾晒时的滴答声……倘若我们低身聆听,那些凡世尘音,总能将生活的缝隙填满,将长街的寂静敲响,一如中秋月圆时人们在广场上亮起的灯笼,星星点点光,就暖了夜的的阴凉。

    后来,家安的外婆生病了,医院里撒着娇要吃燕窝粥。贵姐知道,悄悄煮了过去,嘱咐儿子说是弟妹做的。外婆喝着粥,无意就想起了自己的女儿,对家安讲起了一家人过去的故事。外婆说:“她这个人呀,天天都是傻乎乎的,只懂得个做字。”

    这时候,琴声响起,画面切入一幅幅黑白老照片,都是年轻的纺织女工。女儿仿佛就在其中,往昔岁月一下子浮现眼前。外婆喝着粥,低着头,舒口气,勺子在空中停留良久,那一声感谢,始终还是没说出口。

    贵姐脸上总是挂微笑,那笑就像个竹筛子,滤掉了生活中卑微的、狭小的、歪斜的,留下了人心里饱满的、圆润的、齐整的。她把菜煮得漂亮,日子也一样不卑不亢、铿然有声。

    唯独有一天,儿子从衣柜翻出丈夫生前的牛仔裤,太窄,只能仍掉。她走到垃圾桶旁,把裤子和其他垃圾一起丢下。她刚要转身,想到有人会捡,忽又停下,将桶盖翻开,把裤子捡出,小心地叠好,放在垃圾桶盖上,又再拿起,翻了一翻,恍惚看着。

    那一瞬间,过往的记忆被打捞起来:那是她带着白花,穿着白衣,在丈夫送殡的途中,躲在卫生间里哭得痛心。也只有在那一瞬间,对亲人的思念,才像锥子一样刺开了生活的厚壳,透出缕缕悲伤的底色。

    贵姐看着牛仔裤,在两盏楼灯的暗光里,站了一会,重又转身回家。正如我们曾穿越过的那些长夜,幽暗不是消失,而是沉淀在心里,然而天总会亮,我们所迎来的阳光,和往昔与来日并没有不同。

    正如电影的最后,贵姐和家安去看外婆。外婆聊起姨婆前阵子找回大女儿,找了几十年,找回了有什么用呢,都不见这么久,连妈妈叫什么名字都差点不记得了。

    外婆感慨:做人真是很难的。

    贵姐床边削着苹果,笑一笑,回答道:有多难呢?

    有人说得透彻:我喜欢贵姐,不是因为她是个好人,做了这些善良的事,而是因为,她只是顺应了自己的本性而已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四.

    天水围的故事,原不是这样开始说起的。很久以来,天水围在香港人眼中,是偏远拥挤的悲情市镇,是林夕歌中所唱“围住了的血汗,围住了的跌宕”的繁华角落。这里的自杀率曾是全港最高。2004年天恒邨失业的李柏森,用刀杀死妻女继而自杀,震惊全港。

    一开始,导演许鞍华想拍这个事件,却找不到投资。后来,她决定更换题材,一个搁下了许多年的故事,一下子出现在她脑海。

    那是2000年,许鞍华收到一个剧本,是香港中文大学一个叫吕筱华的学生写的,讲述一个单身妈妈与孩子在荃湾屋邨生活的故事。

    许鞍华说,一直被这个剧本惊讶着:“以为两母子的关系是不好的,结果他们关系不错;以为妈妈的弟弟是看不起他们,原来不是;以为男孩子是单恋女教师,也不是;以为祖母死了,结果死的是另外一个老人……它的情节全部都是在反高潮,但很让人有追看性。”

    重拾这个故事,不仅因为需要的钱少些,更是因为在天水围的采访中,许鞍华发现,“那里的居民们并非过着大众所想象的悲惨畸形生活;他们的确贫困,生活繁琐,面临着无穷无尽的烦恼,但也同时享受着点滴的生活乐趣,保持着邻里间的温情,维护着家庭间的亲情。”

    拿着120万港币——够拍一部电视电影的钱,花了14个工作日,许鞍华完成了这部电影。电影后来获了很多奖,当地居民也很喜欢,她也由此获得投资,把最初计划的“黑暗的天水围”——《天水围的夜与雾》拍了出来。

    如今看来,无心插柳,一部《日与夜》、一部《夜与雾》,反倒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天水围。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、一条河流的两岸,我们轻蔑不了那沉静的、温和的,也躲避不了那阴霾的、痛楚的。

    自己却深爱这一部《日与夜》。初看真不像一部电影,影像朴拙,节奏轻缓,做饭、吃饭、买报、聊天、上班下班、出行回家,一些生活的边角余料就拼起了整个故事。但倘若我们静心驻足,你会知晓那其中的静水流深。香港的电影学者舒琪说:“我不以为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是一部简单的电影。它展现的不独是一份气度与情怀,还有无比的信念与勇气。”

    电影里的贵姐,总是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。她是家里的二姐,初中没读完就进了童装厂,帮扶五个弟弟弟妹妹的生活,一辈子不轻怨、不动怒,从不丢失笑容。我常想,有一天当我离开母亲,她在那几十年的生活里,教会了我什么?

    电影里,家安在母亲的陪伴下,沉缓坚实地成长了:他学会每次都买有赠品的报纸,去团契时不轻易拿桌上的食物,安静地折衣服、拖地板,把榴莲和柚子剥得熟练又漂亮。当舅舅说会考如果考不好,就供他出国留学时,他回答:“读书是应该有得读的,有学费减免的么。”家安的意思,是要靠自己。

    然而,母亲会老去,家安也总会走出天水围。就像这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,终将告别故土,常以异乡为家,那母亲所馈赠我们的,会深烙在我们身上吗?

    有一天,你面对生活满面愁容,是否会记起那一份母亲的勤勉、豁达、顺应本心、只求活得让自己尊重?

    有一天,你离家远行,一头扎进繁华,是否会忘掉母亲这一生的荣耀:像她一样,在这个繁琐、庞大的世界里,始终怀揣一份对世界最基本的善意,是多么璀璨的一件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