云 海 间

      十月二十一日，深圳中院。

      王贞云坐在庭外的长椅上，手里紧抱着他的黑色布包。包里装着他所有的诉讼材料：劳动仲裁书，一审判决书，医院诊断书，工友证词，工资单，记工本……

      厚厚一叠，每一份被小心订好，再用黑笔标上：证据1，证据2，证据3……

      他在等待一次开庭，或许是他最后一次的开庭。

      这些材料是他最后的稻草。

      农民工王贞云，干的也是风钻爆破的活。三年前进了医院，医生告诉他疑是尘肺病。于是和很多病者一样，他走上了追讨赔偿的路。

      没有劳动合同，困难自然重重。

      一审他输了。法院只认定他短短两个月的劳动关系，而这远不能使他完成职业病鉴定，更别谈所谓工伤赔偿。

      今天的二审，我们还是看到了这样一种局面：

      自己费力收集的证据，大多或将不被采用，剩余的，则被辩护律师轻松推翻。

      自己请来作证的工友，本身也没有劳动关系。于是，对方律师这样问：你们有什么证据，证明是我们的工人？

      自己身旁坐着的律师，是由深圳法律援助中心所委派。便宜的律师，自然是便宜的质量。坐在身旁，像个陌人；潦草询问，如同交差；姗姗来迟，早早而去。

      被起诉方甚至还找到了证据，证明他是在另一家公司患病。而如果王要重新起诉另一家公司，则已早过诉讼时效。

      而这次开庭，却是终审。宣判之后，将再无申诉可能。两年的法律维木又之路，或许还是无可前行。

      如果当初，王有一纸合同，有必要的防护措施，有完善的制度保护，有更好的法律援助，有更多的财富支撑他打这场官司。他的路，可能好走些。

      所以，我们不该只归怨于法律不公。

      只有在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，你才能奢求正常运行的法律。如果这个社会里有的只是制度的缺失、歧视及失衡，那么法律不会成为天平，只会沦为屠刀。

      我们所能做的，所该做的，或许只是不断去敲击、去推动，让这个社会的制度更公平一些，更人道一些，更把人当作人，偿还每个人所应有的权利。

      好让人们站在法律的门前，不至于自惭形秽、无可依托。

      也好让有一天，人能拥有人的重量，而不至于卑微如草。

       国庆，游行队伍自长安街呼啸而过时，我正在湖南张家界，身旁是十三个初始不久的老师和队友。十四个人分别来自港、京、宁，粤，为着一个农民工职业病的调查来到此地。   

       我们所在的桑植县，是个偏僻小镇，也是贺龙的故乡，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。九十年代初，这里有许多人陆续离开家乡，远赴深圳，每日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奔波劳苦。

       这数百人从事着一种特殊的工作：风钻爆破。尘土飞扬的恶劣环境，使许多人患上了最严重的一种职业病：尘肺病。这被称为没有医疗终结的致残性职业病，目前尚无可根治药物。工人们的肺会逐渐硬化，直至呼吸衰竭，最终导致死亡。

       更为可怕的是，由于难以确定劳动关系，他们甚至得不到应有的赔偿。面对数万至数十万不等的治疗费用，呼吸对他们来说，成为了最奢侈的事。

       不久前，“开胸验肺”的张海超，患的也是此病。张海超的悲壮之举，使他最终拿到赔偿，而更多的尘肺病人，则无此幸运。

       今年7月，湖南耒阳上百名尘肺病工人要求鉴定及赔偿。由于缺乏证据，能认定劳动关系的工人不到10人，而90%以上的人，只能拿到深圳政府7到13万不等的抚慰金。  

       现在，张家界这一两百名工人，想要证明自己的身份，获得应有的赔偿，更加困难重重。

       今年9月，张家界100余名工人来到深圳职业病防治院，要求作职业病鉴定。医院却告知：申请职业病鉴定，必须要用工单位开具工作经历证明，并提供相关健康档案资料。

       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：连一纸劳动合同都不给的用工单位，又怎么可能提供材料自证其罪？而因为没有一纸证明，就连工人们鉴定病情、获得救治的权利都要剥夺？

       在中国，弱者往往需要更为强大的力量。为生存要背井离乡，为治病要倾家荡产，为鉴别身份、诊断病情要四处奔走，而连证明自己的伤残，也要在身上再多加一刀。

       本应成为弱者保护伞的政府部门，却往往陷入敷衍无为、僵化缓慢，甚至为虎作伥的怪圈。工人们不仅要与用人单位博弈争论，还要在劳动行政部门、卫生执法部分、职业病诊断机构之间彷徨无计。

       失去了监督的地产资本，则更加凶狠地剥削工人。高强度的劳作、恶劣的工作环境、日益严重的拖薪、无法得到保障的生命健康……工人们创造了城市的喧嚣，喧嚣下是他们死寂般的沉默。

       其实，工人的梦想如此简单：一纸白字黑字的合同，一份合理稳定的收入，一个安全有序的工作环境，一套没有歧视的医疗保障体系，和一份对于他们艰辛劳动的铭记和敬意。

       如果，我们连这些都无法给与他们，我们又怎么能安心宣称：歌舞升平，莫言国事。

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
一
      我们下了车，他的家就在路口不远。转角处我抬头，他正蹲着石阶上冲我笑着，手里握着半个苹果，肩上搭着一条厚毛巾。毛巾下的身体，瘦削得仿佛只剩骨架。

      他叫彭辉平，张家界桑植县人。现在，他是一名垂危的尘肺病人。说话仿佛是在拉风箱，不住地咳嗽、颤抖。

      1990年，彭辉平离开家乡，远赴深圳。在穷山恶水的桑植县，他是最早一批到深圳打工的人之一。那时的深圳，还远未高楼林立，入眼四处都是荒土、山坡、瓦房。

      这些大山里走出的年轻人来到此处，怀揣着与这个城市一样的梦想：梦想着以尽可能快的速度，洗去旧貌，拥抱财富。

      彭辉平是一名风钻爆破工。他和工友们每天的工作，便是下到直径1米至5米不等的洞里，提着40多斤的风钻机，在中心和四周打上十余个炮眼，随后填上炸药。爆破而成的数十米深的孔钻，会被灌入混凝土，最终构成高楼大厦的坚实地基。

      深圳地质复杂，地下多是坚硬的花岗岩，风钻机一开动，立时粉尘四散。机器一开就是三四个小时，人爬上来已全身灰白，只能见两个眼珠转动。吐口痰，也带着泥浆。

      终日被粉尘包围，工人所拥有的唯一的防护工具，也只有一个口罩。而普通的棉纱口罩，并不具备防尘作用。“那时什么也不懂，也不知道会得这么厉害的病。”彭辉平说，“想着年轻，能多挣些钱，就忍吧。”

      1990年，做一天风钻爆破，能赚五六十元；到2009年，这一价格上涨到200左右。这样丰厚的收入，让彭辉平坚持着拼命苦干。跟着一起来打工的张家界老乡也愈发增多，一度达到300余人。

      地王大厦、赛格广场、地铁一号线……深圳的标志性建筑，都曾响起他们所握风钻机的轰隆之声。这群城市的拓荒者与奠基者，见证了深圳的飞速崛起。

      然而，这城市从未与他们一同分享荣耀。

胸口上手术开洞的伤痕，至今可见。

 

二
      2006年下半年，彭辉平开始感觉身体不适，咳嗽、呕吐、呼吸困难，几经诊治不见好转。2007年3月，在广州职业病医院，他被确诊为尘肺病2期+。

      医生告知，尘肺病只能延缓病情，不能根治。他的肺会逐渐纤维化，随之而来的，是胸痛、咳血、高烧不退、呼吸衰竭，并一步步走向死亡。

      更为可怕的是，尘肺病的治疗花费不菲，需要数万到数十万不等。而这对于彭辉平，无疑是天文数字。

       “医院里建议我洗肺，但洗肺要的不是一点点钱，至少需要一万块钱。我只能去找老板。”彭辉平来到自己的公司——深圳市洪坤爆破工程有限公司，要求对方出钱给自己治病。但遭到拒绝。

      无奈的彭辉平，只得找媒体、找律师、找政府，一步步走上法律维权的路：劳动关系鉴定，工伤鉴定，伤残等级鉴定、索赔诉讼……

      “那几年，能跑的我都跑了。从不知道到现在，怎么跑我都懂了。”彭辉平说， “怎么知道的？我在职业病医院里，那里都是得这种病的人。工厂的，石场的，差不多都是尘肺病人。他们给你提供各种信息，告诉你怎么跑。我走这个程序都是在那里学的。”

      医院成为彭辉平的教室。而法院，则成了他的搏命场。

      2007年4月，深圳市社会和劳动保障局认定彭辉平的职业病为工伤；同年7月，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四级伤残评定。

      洪坤公司对判决表示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。2007年8月，深圳市人民政府维持原判，认定彭所患职业病为工伤。洪坤公司又再向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同年11月，法院驳回诉讼请求。

      2008年5月28日，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：要求洪坤公司支付彭辉平伤残补助金。但洪坤公司一直拖延执行。

      “我跑得也是没办法。自己的存款什么的跑完了，治病都是自己垫的。没有了我就自己贷款，还有能借的就借。贷款这里最多只能借到两万，还要人担保。”  

      时间一点点消逝，彭辉平的病情日渐加重。

      最严重时，医生在他的胸前打个洞，用针刺入胸口，抽取胸腔积液。

      “他就是用法律拖你。他当然拖你了，他把你拖死了他好点，拖死了他花不了多少钱，死人不用花钱，给个几万块钱安葬费就行。”彭辉平握不紧的拳，止不住颤抖。

      病入膏肓的彭辉平，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了。距离拿到赔款，仍然遥遥无期。

      他最终选择私了，拿到了十五万元。而他治病所花费用，远超此数。

      “如果不私了，按那个法律程序，可以拿到六十多万，接近七十万，但是没办法，你拖不起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这时的彭辉平，已无力与死亡赛跑。

       他想起，有个记者对他说过的话：漫漫维权路，何处是尽头。

彭辉平和他的女儿，屋角是新做的棺材。

 

三
      2008年12月，彭辉平病情恶化，肺部感染，高烧不退。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

      彭辉平叫家人租了一辆救护车，把自己送回桑植。租车，花了八千块。

      “我要他们送回来的，我到那里多花钱。我到那里吊水什么的要钱，死了化成灰也还要钱。我还是到家里来好。死到家里面，能留个全尸。”

      只是未曾想，熬过了一个春天，又熬过了一个夏天。

      如今，彭辉平整日都呆在床上，床边随时都搁着一个供他吐痰的塑料桶。妻子和大女儿就挤在旁边的另一张床上，随时看着自己的丈夫，照顾自己的父亲。小女儿则出外打工，每月往家寄上一千来块，维持这个家的生活。

      夜里他会出很多汗，一晚上要翻个四五次身，还止不住咳嗽。母女俩是睡不好的。

      大女儿讲起父亲，控制不住自己，一个人走到墙边，偷偷擦眼泪。她说：那帮人就不管人，一直拖，把爸爸弄得这么可怜。

      彭辉平说，原来有一百一十多斤，现在大概只有七十斤，现在吃饭，好的时候能吃多点，昨天就吃了一小口饭。其他还好，就是容易感冒发烧。

      每隔两三天，彭辉平都得去乡里的诊所医院一趟。没钱坐车，只能步行。平常人二十分钟就走到的路程，他要花上一两个小时。    

      到了医院，他就呆在过道角落的一张床上，打上四五瓶的吊针。从早到晚，一天便在滴滴答答的等待中熬过去了。

      只是他不知道，是在等待康复，还是等待死亡。

      彭辉平的家，至今仍是歪斜的木屋。屋子角落，放着一口棺材，用两条木凳支着，再用塑料布潦草盖上。棺材今年刚做，他说，等过几天刷完漆，不知什么时候就可以用了。

      彭辉平吃力地和我们说起这些，说起他的打工生活，他日渐坏掉的肺，还有他已不再幻想的顺畅的呼吸。听他说话，你可以想见一个人彻底的绝望。

      他已看不见深圳的高楼，他已记不清那高楼下他曾流下多少汗水，他也不再去追问谁让他的肺慢慢变成一块石头。

      他那几百个同乡，有人已经死亡，有人正在抗争。他与他们望得见生命的尽头，却未曾看见，那条能让他们自由呼吸、公平维权的路，究竟在何方。

 

或许很久之后，暨大在我印象里，就是这座红色的图书馆了。
恩，丢了很久的感觉，是读书所带来的敬佩。
和以往所不同的是，这一份敬佩缘于理论，缘于其逻辑的严丝合缝，论述的从容不迫，材料的厚重鲜活，以及那一份追寻本质的冷静、细致、趣味、锐利。
宛若你抬头，眼入漫天繁星，庄严闪耀。
而我身在其中，只能作一个缓慢的前行者，
以笨重的方式记忆，以粗糙的方式理解，惊叹而又轻叹。
唉，我怎么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，丢失了那一份敬畏、好奇与耐心，
落入繁忙、浮躁、得过且过、虚张声势。
而在以后，我又会不会重陷前路，或在新的困难抑或世事喧嚣里走马观花，乃至缴械投诚？
与其如此，我倒想选择缓慢的步伐，缓慢前行。
一如登山者，你心藏着那千年积雪、苍茫云海、呼啸狂风，
就得直视这荒芜，聆听这寂静，脚踏这虚空。

恩，这些图片，都来自于广东美术馆的摄影展。
拍照的人是阮义忠、方大曾、吕楠、 肖全、刘铮等。
请宽恕记性差的人记不住每张照片的出处…

并不是照片的全部，是我按喜好拍下的局部。
大都是人的面孔，我按自己的理解分了类。
均为手工银盐放大的黑白照片，所以有很强的颗粒感。
当然，也有很大部分是因为我的镜头不好像素太高所致…

真是深爱胶片相机、银盐相纸和黑白影像。
沉静，厚实，庄重，就像旷野里挺拔的杨树。
在这个轰隆轰隆的世界里，
总有人慢慢地拍照，慢慢地冲印，慢慢地展出，
再轻轻地叹口气，又沉默地笑了笑。

 

      恩，在广东美术馆，去看阮义忠摄影展。
      两三年前买过一本《二十位人性见证者》的摄影集，看过之后送给了朋友。后来发觉，这本启发了我不少的集子，也是中国摄影的一本启蒙书。
      只是过了这么久，自己还是三脚猫功夫…
      有时想想为什么喜欢拍照。常这样觉得：在取景器里看世界，能获得一种专注与耐心。
      这种专注和耐心，不仅是支撑拍照的力量，或许幸运的，也能成为看待世界的方式。
      一张好照片，可能来自于欣喜、热爱、随意、自然，也可能来自于愤怒、同情、漫长的追寻以及持久的等待。
      但它永远不会缘于浮躁、媚俗、软弱、匆忙。
      你端起相机，去追寻或守候让你眼前一亮的景色。或许在那之前，你会错过许多景色。但你知道：你按下快门所捕获的这凝固的景象，所感知的这美好的一瞬，已足以让你对抗，这世界的全部荒凉与冗长。

恩，语录羊城狼语的兄弟篇。

在这个不老实的世界里，
我总想着老实地喜欢这个世界。

【彩虹砖老了】From 豆瓣 小飞侠  （恩，这是个好故事~）

      时间真是个可怕的东西，她的彩虹砖竟然开始生锈了。远看过去，只是颜色不那么鲜明饱满了，近点看，才发现那些斑斓的颜色上面，生了一层浅浅的白色的霜。倒也还好，均匀的长着，样子并不难看，甚至彩虹砖的触感也没什么不同。她却简直要开始暴跳起来。她的彩虹砖生了锈！她洗它，磨它，抠它，拿小刀削它，锈仍然好好的长在彩虹砖上。她哭起来，一滴眼泪掉在彩虹砖上，竟然溶解掉小小的一块锈。她又惊又喜，却再流不出泪来，溶掉的那个小小的圆形区域过了一阵又长出锈，和原来的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  于是她放弃了努力，再不向人们炫耀自己流光溢彩的彩虹砖了。那些只有普通砖的人知道了这件事，都暗自得意，说，“看吧！彩虹砖也是会生锈的！”

      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也生锈了。最初只是关节的地方，后来是手脚，再到全身的皮肤。到这时她才突然明白了她的彩虹砖，明白它是多么卓尔不群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它给她全世界最美丽的颜色；后来生了锈，它仍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衡自然。它的颜色虽然不再鲜明，但是仍旧非常美丽。

      于是她又笑起来，那笑容在彩虹砖看来，仍像很多年前那个不知道锈是何物的小姑娘。

【浪漫与不浪漫的】From 校内及忘记了地方……

      华盛顿邮报搞了一个比赛，要求写两行押韵的诗，第一行能多浪漫就多浪漫，第二行能多不浪漫就多不浪漫，以下是入选作品的第一篇：
      My darling, my lover, my beautiful wife:
      Marrying you has screwed up my life.
      我的心肝，我的挚爱，我美丽的贤妻，
      我这辈子就毁在你手里。

      恩，与之相对的，是某小学作文要求：写一篇爱情故事。
      1.语言简洁精练
      2.必须以悲剧结尾
      某小学生作文内容：
      “嫁给我好吗？”
      “滚！”

 
【文学里的意气】 From 一些写字和读书的人

     《顾准日记》给我很大触动的是，前一篇写到河南在大饥荒当中死了多少人，非常冷静地记录那些数字，甚至说这是一种经济上作践人口的手段，它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效益，造成什么样的结果。
    再往后翻看另一篇日记，他说当他写下那些分析和数字的时候，他不能够遏制自己心脏的绞痛。这就是共鸣，隔了这么多年，我看着这本书，那些文字对我来说都是滚烫的和有生命的。

      海子：“……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，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。比如说，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，但陶重趣味，梭罗却要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。这就是我的诗歌的理想，应抛弃文人趣味，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。”

      冯唐：“文字是我们的宗教，愿我们继续倒行逆施。不要求两三年升半职，要求两三年出一本冷僻的书。心里一撮小火，身体离地半尺，不做蝼蚁，不做神，做个写字的人。”

      吴炫：“即使身处逆境，眼神也清澈，不犹疑，不左顾右盼，有心灵内在的创作力支撑，这样的人一定会幸福。不幸福来源于慌张、紧张、迷乱。”